“上帝啊，她的法语比有的巴黎人还要标准！”她后来对老主顾惊叹。

        巴黎这座“不设防”的大都市，终究以它特有的包容接纳了她。渐渐地，俞琬不再是街坊们中那个“神秘的东方女医生”，而成了圣丁街的一分――就像街角百年小店里永远弥散着咖啡香，或是老画家雷米先生雷打不动的写生习惯一样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女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塑造的。”她念书里的句。俞琬摩挲着书页，忽然意识到，自己过去的人生似乎一直被困在某种既定的框架里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午，她常常去附近公园坐在长椅上，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翻着从书店借来的小说。书店老板玛格丽特是个女作家，三十的利落短发，偶尔，她会端着咖啡坐到她旁边，与她讨论加缪的新作或是杜拉斯笔湿的东方调。

        *波伏娃是上世纪初法国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

        “今天不写你的侦探小说了？”俞琬笑着挪了挪位置。玛格丽特在她边坐，从包里《局外人》，那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批注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写作需要灵，而灵，”她眨眨，“往往来自与聪明女士的对话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有时，街角画廊的画家也会加他们，他是个留着乱糟糟棕卷发的年轻人，总用夸张的手势谈论着毕加索的立主义如何颠覆传统学，或是莫奈的睡莲如何捕捉了光与影的变幻。

        之所以把小诊所选在这里，一是因为组织觉得这更安全隐蔽，既不像工人区那样是地抵抗运动的温床，又因没纳粹官驻而不会有那么严的安保，自然也不容易引起盖世太保注意。

        正是在这样的午后闲聊里，她第一次从玛格丽特里听说了波伏娃和她的《第二》。

        在上海和柏林，她是温婉的女儿、得的淑女；在华沙，她是被他们凝视着的“上校的异国人”；而在这里，她第一次觉到，自己可以仅仅是自己，一个可以思考、可以争论、可以选择的女人。

        俞琬听得迷，她从未真正学过艺术史，但她发现自己竟能跟上他们的讨论，偶尔还能提自己的想法，比如中国墨画里的留白和东方学里的“意境”。画家总喜这样惊讶地拍桌：“天啊，文，你该去索大学开个讲座！”

        二则，这里离唐人街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，所以即使有东方面孔频繁诊所，也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怀疑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开始，一个开诊所的东方女人的现，自然成了这条街上不小的新闻，和对所有来自遥远地方来的东西一样，大家既好奇又适当保持着距离。

        俞琬也渐渐适应了在这里的生活，她从小学的法语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，还交到了一群新朋友。

        隔面包房的老板娘玛德琳太太是第一个和她搭话的人，她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天，这位文医生用一利的法语问她新炉的可颂是不是加了巧克力馅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每天清晨会去花店挑一束满天星或百合花摆在桌上。“文医生，昨晚的歌剧您听了吗？那个新来的意大利男音，天啊，真是让人心醉”那位优雅的杜夫人在那遇见她时，总会这样寒暄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又躲在这里偷闲？”

        这里主要居住着法国商人，也有律师学者、级神职人员和艺术家，当然也有纳粹驻扎巴黎的中层官员。

花和藤蔓，即使在资匮乏的战时，面包房每天都还在固执地飘法棍香。

        街角，一位老人支着画架，描绘着前景，他偶尔眯着打量一番，再添上几笔。旁的小猫晒着太阳，时不时伸个懒腰。